性侵儿童案去年曝光223起，熟人作案逾八成：儿童保护没有局外人

一起性侵儿童新闻的曝光，或许意味着有7起案件已然发生。

每年全国两会，几乎都会有代表委员关注性侵儿童的相关议题，关于将防性侵教育纳入义务教育课程的提案在2020年甚至登上了热搜。

今年这一议题依然备受关注。3月2日，在由北京众一公益基金会、中国少年儿童文化艺术基金会女童保护基金、凤凰网公益联合主办的2022年“女童保护”全国两会代表委员座谈会上，再次呼吁加快推进中小学生防性侵教育。

这样的座谈会，女童保护基金已经连续举办多年，今年我有幸再次参与。但对于这个老生常谈的话题，我依然有些许的担忧。

座谈会现场发布了《“女童保护”2021年性侵儿童案例统计及防性侵教育调查报告》（以下简称《报告》）。其中一项数据显示：近九成受访者支持将防性侵教育纳入常态化教学。

其中，72.74%的人认为非常有必要，25.71%的人认为有必要。而对于是否需要将对未成年人的性教育、防性侵教育纳入常态化教学，56.03%的人认为非常有必要；40.11%的人表示有必要。 

流于形式的“性教育” 

在我看来，有三种教育，对于孩子来说，是必不可少的——生、死、性。

有关生死教育，其实近年来提得并不少。但关于性的教育，似乎往往都是在某个儿童性侵案件发生后，经过一系列新闻舆论发酵，或者是跟风热搜，才会看到大家爆发性地提出“要加强儿童性教育”观点，平时却还是“谈性色变”。

作为一个“70后”，在我上中学的时候就已经有生理卫生课了。但当时真正涉及性教育的部分，采取的是男女“分而学之”，也就是在女生上课时，把男生轰去操场踢球，而男生上课时，让女生出去踢毽子，或者干脆就是让学生自己看书，老师不会讲。

可叹的是，经过社会各界那么多年的呼吁，教科书里的性教育，似乎仍在流于形式。

2017年，杭州萧山一位妈妈吐槽学校发的《小学生性健康教育读本》“尺度太大”，并晒图为证。在舆论关注下，当地学校的回应是把有争议的性教育读本收回。而这套由北京师范大学儿童性教育课题组编的教材，也在事发后被下架。

我国很多家长对待孩子的性教育，似乎总是这样遮遮掩掩，能避就避，认为“孩子长大了自然就知道了”，认为性就是下流，是羞耻，甚至是罪恶的。

北京市妇联曾做过一个调查，结果显示：74%的家长回避和孩子谈性；中国教科院也做过一个调查，结果显示：近50%的家长从未提过性教育相关内容。

放眼全球，一些发达国家早已将儿童防性侵教育纳入常态化教学。

如英国法律规定，对于孩子的性教育，必须从5岁开始强制进行；芬兰从上世纪70年代初起，通过立法推动性教育进入中小学教学大纲；新加坡在2004年制定了一个系统的性教育方案，随后推出3个系列教材；而在美国，则有专门的“性侵害、性攻击、性暴力和性骚扰”课程讲授大纲，针对学前儿童、小学低年级、小学高年级、初中、高中，分别设置了不同的课程。

很遗憾，我国对于儿童的性教育问题，似乎是陷入了“知易行难，知行脱节”的困境。而性教育缺失的结果就是，性侵儿童案例案件频频发生。

《报告》中的一项数据可以证明这一点。2021年全年媒体公开报道的性侵儿童（18岁以下）案例223起，受害人数569人，年龄最小的仅为2岁。而报告所统计分析的性侵儿童案例均为当年媒体公开报道的案例，未经媒体报道的当年实际发生或者判决的案例不在统计范围内。因此，报告统计的案例数量并不等同于全年性侵儿童案例总量。

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曾对全国5800名中小学生的问卷调查显示，性侵害案件的隐案率是1:7。也就是说，一起性侵儿童新闻的曝光，或许意味着有7起案件已然发生。

这些数据的背后，不只是那些个家庭的悲剧，其实也是对社会敲响的警钟——儿童性教育刻不容缓，多等一刻，就会有更多的孩子深受其害。

别让性侵儿童变成“无证之罪”

对儿童的保护一直都是一个长期存在的社会问题，甚至是一个跨越国家、种族、文化的全球性普遍问题。

《报告》的另一项数据更是惊心动魄，在223起案例中表明人际关系的有198起。在198起案例中，熟人作案160起，占比80.80%；陌生人作案38起，占比19.20%。从“女童保护”近几年来发布的报告看，熟人作案比例一直居高，最高比例达87.87%（2014年）。这也与近年来各级法院、检察院公布的数据相印证。

因此，从法律角度来看，立案难、取证难、定罪难都是在处理这类性侵儿童案件中的难点。儿童受到性侵，往往都是熟人作案，在获取儿童信任后，更容易通过诱惑、哄骗甚至胁迫的方式掩盖犯罪事实。

而性侵的低龄化趋势也让性教育迫在眉睫。特别是对儿童来说，要懂得案发后如何保存证据，可能实在是有些超出了他们的认知。

此外，很多儿童因为恐惧、不信任和家长所灌输的社会观念影响，会有意识地隐瞒真实情况。这也是为何有很多案件并未进入司法程序，或者因为缺乏证据，并没有被公安机关立案。

因为缺乏性教育，有多少儿童在事后不知道那其实是性侵？比如在一则有关儿童性侵案的微博评论中，我们看到不少人都在陈述自己小时候的事情，当时年少无知被侵犯，等长大才知道，可是早已没了证据。

还有很多人认为，性教育只要教育女孩，被性侵的往往也都是女孩。那么《报告》的另一项数据，可能要让这些人惊讶了：

从案例数量来看，223起案例中，受害人为女童的203起，占比91.00%；受害人为男童的17起，占比7.60%；而同时有男童女童遭受侵害的有3起，占比1.30%；从受害人数量上看，569名受害儿童中，女童462人，占比81.20%；男童107人，占比18.80%，与过往几年数据相比，男童遭遇侵害的比例明显呈上升趋势。

其实，性教育不仅仅只涉及性行为，还包括性卫生、生理知识等等，因此，需要让男孩、女孩都了解相关方面的知识，以便更好地保护自己，更是要学会如何不伤害别人。如果家长一味地把性变成禁忌，那么也很有可能会让孩子“无知无畏”，将禁忌变成吸引，犯下大错。

儿童保护没有“局外人”

那么，谁应该成为开展与实施防性侵教育与性教育的最佳主体？《报告》也做了调查分析，更多的人认为学校和父母应该承担起防性侵教育与性教育的责任。其次是家庭其他成员、公益组织、社区与村/居委会、法院与检察院等官方机构以及同学等。

其实，对儿童的保护确实就不应该有“局外人”，教会儿童保护自己的同时，在儿童所处的大环境中的每一个人，都应该承担起自己的责任。

当然，我们也能欣慰地看到，很多的社会组织正在其中发挥自己的专业和价值。

例如“女童保护”基金，一方面自下而上，做防性侵知识的普及，另一方面自上而下，做政策的倡导和制度的推动。

每年全国两会期间，通过代表、委员去提交议案和提案，进而推动国家法律和制度层面的完善；再比如，两年前，某上市公司董事长猥亵儿童案一审判决后，有10家致力于儿童保护的社会组织发起了联合倡议，通过自己的专业力量在公共领域发声倡导，到最后，参与倡议的社会组织增至106家。

社会组织，不仅仅只是提供社会服务，它也可以表达、响应公众的利益需求。

在我看来，社会组织在公共议题中的发声，是能代表特定的群体在法律、政策的制定和社会利益的博弈中反映合理的诉求，这也是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一个重要的方式。正如在上述猥亵儿童案中参与联名的社会组织所呼吁的那样，“希望能推动儿童保护的法律改革”“以此案例开创中国儿童保护新纪元，在全社会警示所有性侵犯，保护所有被害儿童，减少性犯罪。”

毕竟，法律永远是滞后的，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儿童性侵案件，司法实践中都普遍量刑偏轻，这主要是立法的问题，而不是司法的问题。但，即使是最严厉的惩罚，或许也不能实质性地解决问题。因此，社会组织的发声，更多的是在推动未来法律、政策等方面的变革，这是有较大的积极意义的。

社会组织本就是应该解决社会问题的，在推动更多公众关注热点话题的同时，也在推动社会组织解决社会问题的驱动力，立足社会问题发挥自身应有的专业和价值，增加对社会治理的参与程度，同时加深公众对社会组织地位和作用的认识。

少年儿童是祖国的花朵，是民族的希望。宋庆龄先生曾在《把最宝贵的东西给予儿童》一文中写道：“现在的我们，能给儿童最宝贵的东西是什么？除了爱，或许更重要的，是让所有的儿童都能拥有一个安全阳光的成长环境。这是全社会的一项系统工程，更是全社会的重要使命和共同责任。”

对于儿童的保护，我们做得再多或许都不够。但只要我们多做一点，他们受到的伤害就会更少一点。

（作者系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主任）

图片来源：视觉中国

图片编辑：张旭

值班编辑：邱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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